刚才，吴大鹏和万士达已经告诉了大家他们商谈的诸多结果，虽然都是在计划的框架内，但是，有些地方算是微调了一下，没有取得意料中的成功。

这第一个是他们选定了珍宝行行首刘钱做他们在行在大区的总代理，这里面的原因不用多说，单就是一个珍宝行行首的身份就够了，而且他话里话外透露着他和知临安府关系密切，一两个月总是到他这里购物。

这是典型的官商勾结，不过这是人家大宋特色，人家皇帝都不管，咱不操心，总归多了一个方便之处。

第二个则是要为张国安的红水溪工业区打个前站。将来红水溪工业区的出产，一个小小的临安县城是不够看的，必须主打行在大区，这个家伙答应帮助推销的，也就是可以在他的店铺里借地方售卖。

这里要说明一点，在张国安两口子坚持要留在大宋时，大家当然要按照那面时空的物价水平给张国安分钱，当然是以金银铜钱来算的。

所以，钱财是不愁的，但是这两口子打算的远，说：“钱财当然要有，但是，坐吃山空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而且，我开办这个工业园的目的也是培养一帮技术工人……他们才是我们真正要依靠的力量，毕竟我们两口子想要在这面过得好，就必须先让身边的人过的好。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价值，在创造价值中来互相认同而不是拉起一个帮派，要那样，我们晚上能睡好觉吗？！”

大家想了想确实如此，拉起队伍抢劫去，这真能发展得快一些，但是，这种队伍结合在一起的基础是啥？这个核心利益是啥？你懂的。

不行的，可不想过睡不好觉的日子，那样的精力可能会主要用来防备自己人了，没有意思。

要是整天去提防别人，那日子就是阎王爷弄小鬼儿，能弄一会儿弄一会儿。

可不行的。

共同创造合理的财富，给予合作者公平的回报，让每一名合作者过上符合自己身份的体面的日子，就会赢得别人真正的认同。

这个简单的常识可以击败一切高深的社会学理论。

所以，张国安的办法让全体人心服口服。

大家都支持，所以红水溪工业区发展得快，当然，还要为它的产品找个平台来推出去……刘家珍宝行这个地方很合适，毕竟，他们才不想自己出来卖。

这第三个却是失败了。

珍宝行行首刘钱拒绝了与倭商的联系，高丽商人更不行了。

这家伙不仅反日货还反韩货！

原来他也有痛心事。

北宋时期的对日贸易，主要是民商贸易，因而中国史书很少记述，日本史书虽然有所记述，但也不全。

在北宋一百六十余年间吧，宋商船赴日次数约为七十次，比五代十国时期尤为频繁。

宋商到日后的交易方式，仍依唐例。

商船进入博多湾，监视所派人去检查并上报大宰府。

大宰府派通事至该船验看来市舶司发给的公凭、船员名单、所载货物的品种名称，然后呈报太政宫，等待批准交关贸易。太政官接到大宰府报告，即行召集有关大臣公卿会议，一经决定准许贸易，该商人从进港起至回国启航止的食宿由鸿炉馆按例供应。

宋商船赴日所载货物大体为：锦、绫等丝织品，还有瓷器、药材、香料、苏芳、书籍、文房具等。这些商品在日的售价相当昂贵。

那时上层的日本阶层以用大宋商品为骄傲。

宋商售完所带的货物，又购进日货运回宋朝出售。

购自日本的货物大体为：砂金、水银、硫磺、木材、工艺品、日本刀等。

最大的一笔生意是一次就购买硫磺五十万斤。

一把精巧的日本刀，在宋价值“百金”。

宋商人在博多湾以七十贯文或六十正绢买一颗“阿久也玉”，即日本尾张蚌珠，回国后可卖五万贯。

所以宋商在对日贸易中一个往返所获之利，是难以估计的。因此，宋商赴日的船只逐年增加。

那个时候刘家就开始去日本经商了，但是一方面是宋日两方贸易不平衡，另一方面，宋商船入日的船次太多，由最初大体上一年一船次，直到最后增至一年四船次。

这个宋船入日次数和人员的增加，同时就增加了大宰府鸿炉馆接待的费用。加之，这时日本国内农民破产，税收来源枯竭，国库空虚，很难拿出巨额款项来维持宋商的食宿费用，但又不能禁止宋商赴日贸易。

所以日本朝廷从宋商来日最多的一条天皇时期开始，对来日的宋商船发给官碟，规定年限实行定期贸易。

但是，宋商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不想遵守规定，他们经常提前来日贸易。

不按规定年限来日的船只被大宰府查出后，就拒绝该船贸易。

刘家就是其一个。

但是当时刘家总是能找到办法，大宰府不准入港，他刘家就以船遭风漂来日本的借口，进入日本其他港口，诸如若狭、但马、越前等，距离京都较近的地方贸易。

由于被抓的次数过多，结果刘家的商船竟然被倭人永久拒绝来日贸易了！

当时，听完珍宝行行首刘钱的陈述，吴大鹏和万士达绝对点头同情，太不像话了，这是歧视性贸易！

太不公平了！

珍宝行行首刘钱当时就笑着说：“呵，家门祖上留下的家训，誓不卖倭货！倭商多次来求某，某从不搭理……你可见我店铺里有倭货？”

万士达赞叹地说：“真是有优良家风的家庭啊……”

那他为何也不与高丽商人来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