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放的轻松了一些，道：“等您的人体基因组计划完成，基因组学的意义就能体现出来了。”

“你对人体基因组计划是怎么看的？”达尔贝科心道：终于说到正题了。

这时候，杨锐和蔡教授等人也都认真了起来。

达尔贝科的身份，注定了这次谈话，不会是简单的谈话。

事实上，就在几天以前，达尔贝科就威胁了日本生物学界，“告诫”他们，如果日本不愿意掏钱的话，那么人体基因组计划得到的公共资源，也不会免费给日本使用。

这当然是不寻常的，因为理论上，任何国家都可以使用人体基因组计划得到的资源，这是国际合作的前提。

但达尔贝科有理由，而且有这样的资源实现自己的诺言——日本有钱有资本参与人体基因组计划，因此，如果他们拒绝参与而坐享其成，就是不被允许的。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自然不会被如此要求。

但是，从日本事件中，也能看到达尔贝科的权力和性格。

杨锐想要从此进入国际生物界的核心圈子，达尔贝科是最好的梯子，甚至于，他如果想得到诺贝尔奖，达尔贝科也是最好的引路人。

就像是今年的诺贝尔奖提名，达尔贝科提名杨锐，就是因为他的PCR的发明对于人体基因组计划的促进，同时，也是达尔贝科对人体基因组计划的宣传——如果一种技术，仅仅是促进了人体基因组计划，就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恰恰说明人体基因组计划的重要性。

这种暗含的逻辑，是达尔贝科一贯的形式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杨锐固然是受到了达尔贝科的赏识，但也是成为了达尔贝科的棋子。

要想成为棋手，或者实际一点，成为重要的棋子，能否代表人体基因组计划来讲故事，是很重要的。

杨锐稍微思考片刻，既道：“我赞同首先测序人体。人体碱基对虽然多，但是，了解人类自身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能得到民众支持的。微生物的测序，或者植物的测序，完全可以由其他单位来进行。”

“没错，我们要争取经费，就要争取关注，在美国……我想在中国也是一样，没有关注的话题，是很难获取经费的。”达尔贝科有些高兴，杨锐与他的意见一致，是他非常在乎的一点。

讲故事的人不能是人体基因组计划的敌人，这是第一位的。而学术观点往往是很难隐藏起来的。

杨锐是接受过新世纪教育的学生，他受到的生物学训练，甚至可以说是建立在人体基因组计划上的。整个21世纪，都可以说是后基因组时代，因此，杨锐于情于理，都是人体基因组计划的支持者，而且是达尔贝科版本的人体基因组计划支持者。

后世已经证明这项计划的有效性，杨锐更没有改变此点的兴趣，从结果来倒推，杨锐也是很佩服达尔贝科的大胆和坚持。

当然，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只要不讨论核心政治问题，说什么都行。

在与杨锐交流了一些基因测序方面的技术以后，达尔贝科的话锋一转，道：“在完成人体基因组的测序方面，我们目前有两个选择，其中一种，是我们大家各自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基因，最后拼成一个大图，第二种，是我们整体上研究人类基因组，分析整个人类的基因序列，我支持第二种选择，这将是一项非常艰巨而长期的任务，你认为呢？”

在85年，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基因全序列的分析的，但杨锐坚定的道：“我也支持第二种。”

“为什么？”

“不仅因为零敲碎打的研究基因效率太低，最主要的是，我认为整个人体基因组计划，是应该有先后顺序的。其中一点，我认为应当是技术先行。优先发展技术，必须将基因组测序和绘制图谱的工具和方法，当做一个更大的项目去进行，更准确的说，如果是我来设计人体基因组计划的话，我要先完成相关的技术开发工作，再去进行真正的人体基因组测序。”杨锐说的缓慢，但语气郑重。

对于一项科研项目来说，这是非常常见，又非常重要的决策选择。

蔡教授意外的看向杨锐，达尔贝科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