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不是很复杂的技术。”纳森是资深研究员，如果不是达尔贝科的挽留，他现在很可能已经去了某所大学做教授了。

而在学术方面，纳森向来以直言出名，即使达尔贝科下了命令，他依旧道：“用荧光标记代替同位素标记，听起来不错，会让实验结果更直观，但太麻烦了一点。要由检测器加以辨认和监测，这样的检测器，目前并不存在吧。”

达尔贝科道：“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检测器。”

“恩？”

“纳森，我们希望为人体基因组计划申请的总经费是30亿美元，我们会开发出一种检测器的，假如荧光标记有意义。”

“让四种碱基分别发出四种颜色的光，当然，这肯定是有意义的，如果检测器效果好的话，能够节省下大量的人力。前提是我们不用花费太多经费，开发出检测器。”

达尔贝科叹口气，道：“纳森，你是实验室里的天才，但对项目全局总是领悟不够，我们做人体基因图谱，最终不就是为了标出四种碱基的位置关系？我们要测30亿个碱基，所以，只要荧光标记法清晰准确，没有明显的冲突，我们就应该拿出大价钱来研发检测器，从而采用自动化的方式，你说对吗？”

“也许吧，但是这个人……还是一名中国人，他也不是很确定这种技术，他仅仅是假设而已……”

“所以才让你来验证呀。”达尔贝科一脸无奈。

“好吧，我来验证。”纳森明显有些不情愿的道：“不是每一种美好的想法都能验证通过的。”

“杨锐，也是写这封信的中国人，已经在《CELL》上发表了论文，你之前看到的PCR的技术，也是他做的。”达尔贝科整天盯着基因学的内容在看，自然是知道杨锐了。

纳森却是个实验室宅，只是皱皱眉，就回去做实验了。他本人在CNS上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的论文已有五篇，以第二作者以下的身份参与发表的论文超过15篇，对于一篇CELL并不放在眼里。

不过，一篇CELL也是能说明问题的，最起码，就像是达尔贝科要求的那样，这是一篇值得验证的假说了。

达尔贝科回到自己的写字台，伏案写了一封短信，寄回给杨锐。

信中，达尔贝科表示自己愿意了解PCR的相关问题，但在两三句话以后，达尔贝科就将内容聚焦在了荧光标记方面。

他想了解更多的有关荧光标记的研究，而不是PCR——学者们也许是面对金钱无动于衷的智者，但在学术研究方面，学者们依旧是十足的利益动物。

当然，相对于无所不在的金钱力量，学术研究的力量更弱，他们涉入利益的时间就越少。

最多涉入学术利益的，反而是这些高阶学者们。

信件以最快的方式寄往中国，达尔贝科又随信附上了回信的邮资。

不是他太贴心，而是他习惯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如此通信，降低对方的通信成本，就能提高他的信息获取速率，到了达尔贝科这个阶层，这样做是很明智的投资。

接下来几天，达尔贝科在日常事务以外，主要就关注纳森的实验验证，以及等待杨锐的回信。

做实验是一件很苦鳖的工作，尤其是世界前沿的尖端研究，有时候光是寻找可用的参考资料，甚至是寻找一个参照系，就忙的人头晕。

达尔贝科需要这样一个突破，但全部由他来做是不可能的。

人体基因组计划将是一个国际间合作计划，在它设计之初，就是如此。未来，达尔贝科期望见到几千上万人参加这个计划，而他本人的工作，也不可能是亲自去做某个研究。

他只能是去寻找答案，将这些碎片化的答案拼接起来，再去争取美国学界和国会的认同。

30亿美元的拨款，即使不是一次性或者一年的拨款，也是一个巨量的工程。

达尔贝科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自然没时间关心一个技术的归属问题，更别说是上法庭了，他回信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杨锐关心，而他只是假装关心，以换取杨锐对自己的项目的关心而已。

达尔贝科为这份关心焦急的等待了很久。

就在第三次或者第四次咒骂中国的邮传系统以后，一封厚厚的信件，终于寄到了达尔贝科实验室。

达尔贝科看到这个厚度，心情就豁然开朗，立即让人拿来纳森的实验记录，准备一边看纳森的实验记录，一边阅读杨锐送来的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