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是个很严谨的日本人。

这从他的论文，尤其是写来的信件的字里行间能够看的出来，所有的数据都有据可查，所有的分析都在逻辑框架以内，说起来简单，但是，面对成千上万的信息的时候，还能做到这一点，堪称细心谨慎。

这也是少数杨锐喜欢的日本人品性。

做科研的，不管是什么品种的，最基础的就是严谨，尤其是合作做研究的，一个人通常是在另一个人研究的基础上做，如果遇到一个粗心大意的货把基础搞错了，后面的研究做的再漂亮都是错的。

遇到这种人，那真是想弄死一百遍再一百遍的。

日本人倒不是天生的脑袋里多一根弦，但他们全社会共同形成的欺负弱者的传统，至少增加了犯错的成本。

作为东大的教授，加藤不知道欺负了多少人，又被多少人欺负，才能坐上这个位置。

哪怕只看他前面的抬头，杨锐也相信他是不会犯低级错误的。

和这样的人讨论问题，至少不会白浪费时间。

杨锐和他有一封没一封的发着信件，讨论的问题局限在细胞膜方向，但也并不固定。

直到第二周，加藤送来一封电报，他们的对话频率才加快了。

发现杨锐不在乎电报费，对加藤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他发现杨锐的回答往往具有指导性，而且能直接用在实验当中，虽然少不了辛苦的工作和巨量的经费支出，但有交流总比没有交流好。

一来二去，加藤发电报的频率，简直如同过新年的小媳妇似的，一日三篇五篇的过来。

杨锐虽然不至于每封皆回，但他倒是每天都有回信，因为每次送来电报的，不是刘院长，就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人家都是看着他写好了回信才走，杨锐也不好意思继续矫情。

另一方面，加藤也是个很聪明的家伙，主动提出帮华锐实验室采购仪器和设备。

相比国内或者香港的仪器设备公司来说，日本公司的选择会更多，而且更加的价廉物美。

对于正在积极为PCR这个大项目做准备的华锐实验室来说，能够有东大教授帮忙筛选仪器设备，不仅能够节省下时间和经费，还能买到更好的东西。

别看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正在逐步走入蜜月期，但实际上，高端仪器的买卖始终不是那么容易的。

加藤毛遂自荐做了不要钱的中介，帮助也着实不少。如果一件仪器是中方研究所买不到的，由东大购买，再转过来，就简单的多了。

对一名东大教授来说，他只要不通过这种方式盈利，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东大教授的地位，几乎让他们能拿到相当于中国警察的豁免权。

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加藤修改了他投给JMC的论文，转而递给了一家影响因子更高的期刊。

这时候，加藤再次提出了合作的想法。

杨锐没什么表示，刘院长简直是欣喜若狂。

“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刘院长一天三遍的在杨锐身边转，笑的像是圣诞节的火鸡似的。

“我们身处两地，合作也只能做前期合作，没什么意义。”杨锐勉力解释。

刘院长一脸沉痛的道：“那不是最好吗？你管它前期合作，后期合作，合作了，这就可以拿出来宣传了。你想想看，中日合作的实验室。”

“我的实验室才不挂这样的牌子呢。”杨锐撇撇嘴。

“那就想宣传的时候这么宣传，不想宣传的时候，随他去。”刘院长一副开明人士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