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子则愣怔怔地看着黎叔：“师傅，我咋感觉，我体内好像还有啥东西呢？”

黎叔没理呆病又犯了的胖子，而是闭目躺了一会儿后，用力一踹胖子肥硕的屁股，他老人家就又飘在半空、不可一世了。

看着黎叔已无大碍，我和胖子由衷地感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甚至都想抱抱这个害得我们丢人现眼还被鬼差敲竹杠的老灯泡子。

可是，从我们嘴里说出来的却是：“叔，想不想吃点辣肺子。”

看样子，黎叔对我们的举动也是动了感情，但他说的第一句话却是：“别磨叽了，两个瘪犊子，有啥屁就快放吧，我一会儿和你们说点儿正事，很重要。”

这就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交流，感激，不一定要挂在嘴上，而是藏在心里，释放于行动之中。但是，黎叔那一句带着颤音的“两个瘪犊子”，还是暴露了他内心的心潮澎湃。

我和胖子见黎叔少有的严肃，知道他一会儿说得肯定是挺严重的事儿，所以也不再废话，将心中的疑问一一道出。

“叔，你咋知道我们在胖子家的平房那块呢？”我迫不及待的提出了这个最大的疑问。

“嗨，我本来是回诊所找你们的，结果丽娜告诉我你们去了平房，我就赶紧过去了，还好赶到的及时。”黎叔解释道。

“对了，那个坟圈子到底是咋回事，还有那些脏东西，从哪儿冒出来的呀？”我心有余悸地提出第二个疑问。

黎叔还没回答，胖子倒嘿嘿的乐上了：“凯子，那啥，这个问题，还是哥告诉你吧。”

我看着胖子，猛地回忆起当时胖子是刻意领着我往那个小土山跑的，不禁心生疑窦：“死胖子，你丫到底瞒着我什么呢，快说啊。”

见我急了，胖子看看黎叔，见黎叔示意他继续说，就对我说道，那个小土山上，埋得全是文化大革命时，武斗被打死的冤鬼。当时，雅克什最大的机械厂共有两派造反派，一派为“革命造反派”，一派为“红色造反派”，两派因为保皇与革命之争，经常闹派性，市革委会出面调解都不好使。

既然文斗谁也不服谁，那怎么办，干呗。

1967年正是全国武斗最凶的时候，“革命造反派”和“红色造反派”借着全国的大好形势，几乎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好在都是机械厂的职工，既不缺造武器的原料，又不缺技术人员，于是，什么镐把、铁钎子、大锤、铁锹，都成了武斗的利器。其中，“革命造反派”主要成员都是当地人，而“红色造反派”中则有为数不多的来林区支援边疆建设的北京知青。

这些北京知青打小在北京长大，个个多才多艺，还说得一口嘎嘣脆的京片子，甚是招人稀罕。可是，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些北京知青在家的时候，耳濡目染了京城里大场面的武斗，以及顽主们握着三角刮刀掐架的血腥场面，早已是跃跃欲试，如今正好赶上“革命造反派”和“红色造反派”血拼，那还能错过？

要说这些北京知青是比一门心思只知道嗷嗷往上冲的东北汉子聪明，他们在武斗时，居然还注意研究战术战法。通过几次混战，他们发现，自己这派的人体力明显不如“革命造反派”，以至于武斗时输多赢少，经常让对方追得满大街跑，忒跌份儿，也影响士气。

于是，北京知青中有一个叫徐羽菁的小青年受戚继光用安了铁头的竹子大破倭寇的启示，研究出了用扎枪远距离杀伤对方的战法。

要说这徐羽菁，人长得白净秀气，还唱得一口好京戏，练得一身好功夫，没事时，特喜欢反串样板戏中的女角儿，那唱腔、身段，不输梅兰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标准的“伪娘”，武斗时却成了嗜血的野兽，手持近一米五长的大扎枪，凡是碰上他的“革命造反派”成员，非死即伤。

一时间，徐羽菁被自己派系的战友誉为“俏罗成”。

不过，常在河边走，早晚得湿鞋，果不其然，1967年岁尾的一次武斗中，徐羽菁一扎枪捅穿了对方成员的肚子，把肠子都通出来了，可这个成员也是个悍将，双手死死扎枪杆，和徐羽菁纠缠在一起。近身肉搏，徐羽菁的扎枪都不如牙签有杀伤力，对方几个成员一拥而上，用铁钎子把徐羽菁扎成了一堆饺子馅，这也正应了那句老话，菜刀破武术啊。

一开始，武斗死了人，双方各自抢回遗体，保存在冷库里，还大张旗鼓地开什么烈士追悼会。可后来毛爷爷一道最高指示，军队直接介入，风光一时的造反派瞬间瓦解，那些生前不共戴天的两派成员的尸骨也被军管会派人用大解放汽车拉出冷库，统统埋葬在了远离市区的无名土山上（当时雅克什只是个小县城，房屋建筑尚未开发到此处）。